外面下着雨，那晚场子里人不多，有没有牌靴的台只开了两张。雨天的场子安静，安静的时候人反倒下得更凶。我那天也只下了几手，走的时候外面的雨还没停。
为了躲开一个手气特别旺的人而换台，这种事我干过。可躲开了人，躲不开自己的流水，坐下来打开手机一看，还是那个数，一分没少，那个数像钉子钉在屏幕上。
换来换去换掉的是记忆，不是概率。我换过五六次，每次都觉得这次不一样，其实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在同样的情绪里押同样力度的注，连换台的时间点都差不多。
有段时间我不敢看自己的路单，怕看见自己是怎么一点一点偏掉的。后来我把路单打印出来，用红笔标出每一次加注，标完发现加注的位置全在连输之后。
那十把里有三把我其实押错了方向，靠补牌翻回来的。赢完之后我把这三把归到自己判断准，这个归因让我后面押得更放开，也更没根据，输的时候还拿它当理由。
手洗的三种手法里，摊开搓的残留最多，对插的居中，机器过一遍再人工插两次的最少。这三种我都在同一张台上见过，看荷官当天的习惯，同一个荷官，一天一个样。
很多人问庄家补牌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。我查过一些说法，讲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在赌场里算出来的，目的是把庄闲两边的差距压到最小。复杂是故意的，简单了庄家优势就明显，没人肯坐下。
六副和八副的胜率差不到零点一个百分点。有人以为副数少庄家优势大，实际上几乎不动。副数影响的是波动和剥牌空间，不是基础胜率，副数是波动的事，不是胜率的事。
一靴打到剩四分之一，牌靴里的牌组成跟开局时已经不一样了。这时候如果小牌出得多，剩下的大牌比例就高。这个观察没错，问题在于它对下一手的胜负影响小到可以忽略。
洗完牌第一手，牌靴接近完整，任何剥牌的偏差都接近零。这时候押注纯看个人偏好。我的习惯是第一靴前二十手打得最小，等牌出去一批再看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分布，这习惯让我少输过。
三天盈利之后休息一天，是现在固定的做法。休息那天不去，也不看路单。人在赢的状态里对牌桌的想象最强，隔一天再看，那股想象会淡掉一半。休息那天我照样出门，只是不进那个门。
倍投在限额台上死得更快。封顶五千的话，起手一百，第六口压到三千二，第七口需要六千四，压不进去。限额把倍投的链条截断在中间，这时候你前面压进去的六千三，全变成沉没成本。
记的时候要写清哪部分是本金，哪部分是借的。借来的钱在账上用一个记号标出来，看得见的欠款不会被忘掉。这个记号用了三年，标过的不多，但每次都很刺眼。
输到第几份换台跟本金分几份有关。分二十份的时候三份换合适，分五份的时候一份半就得换。比例比数字重要，我用的是总份数的七分之一这个位置。
转折点前面通常有一段特别顺的路。顺得让人放松，放松到不看牌靴只看纸。第 27 靴我就在那个顺段里加了注，加完第三手，路拐了，我还在按刚才的顺劲往下押。
齐整散了以后我常常会回头看那三靴，找有没有共同点。找过几次，没找到。唯一能说的是那三靴的注码一般都不大，桌上人少，节奏慢，这可能是齐整的原因之一。
路子说到底是个习惯。习惯画，习惯看，习惯在看不出来的时候坐着不动。它不给答案，它只让你在等的时候有点事做，不至于乱下手。
路单纸的格式还会影响你怎么看。格子大的时候人画得松，一列能看出层次；格子小的时候画得紧，整片糊成一团。同一靴用两种纸画，读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。
我记得有个地方的限额牌写得特别小，要凑近看。问服务员，他也说不清，让去问主管。这种地方我坐得少，规矩含糊的场子，别的东西大概也含糊，含糊的地方最容易多输。
有的地方台面用深色绒布，筹码颜色也偏暗。有的地方是亮红，一眼看过去很跳。亮的地方看久了眼睛累，我一般打两靴就得换台歇一会儿，歇的时候闭眼坐两分钟。
两区的温差有一两度。抽烟区热，因为人多，也因为排风。热的地方人容易急。我判断自己状态好不好有个笨办法，就是看我在热的地方能坐多久，坐不住就是心浮了。
圣诞和元旦那几天洋节气氛重，台面会摆小装饰，红色的小球放在限额牌旁边。这种装饰挡视线，我吃过一次亏，看错了一个数字，之后再也不坐那头，宁可站着。
输三把加一倍行不行，行不行取决于你的份数够不够厚。份数不够厚的时候，这条路就是死路。厚到我历史最长连输的两倍才叫够，撑不过这个数就别加。
只看的难点不在腿，在手。牌一张张翻，每一张都在勾你。我在笔记本上写今天只记录不下注，写完还是摸了三次筹码，末了把筹码塞回包里才算守住。那天我算赢，赢的是没输，回家路上走得很慢。
我信一个道理：记录的价值在于它当时有多真，不在于它后来看着有多对。为了显得对去修旧账，那是骗自己，骗自己最省钱也最耽误事。所以写完我就不回头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