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白了，新加坡水位这行当里没什么秘密，谁都知道要平注、要停手、要控本金。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，我到现在也才勉强站在河中间。
只看不下是能做成的，但要有人陪你演这出戏。我坐在两百的散台上一手没押，荷官问过两次要不要换筹码，我说先看看。看完一靴站起来，腿有点发麻，脑子比下了注还累，累在一整靴都在给自己讲道理。
流水账第一个用处是打脸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小注玩家，翻开记录才发现单注超过五份的有二十多次，全落在输的那几天。数字不撒谎，人的记性倒是很会挑。
我的做法是定闹钟。一小时响一次，响了就站起来走一圈，两小时到了不管输赢都收。走那一圈很关键，回来坐下时你会重新看一眼牌靴，而不是接着上一手的情绪往下走。
我的做法是定闹钟。一小时响一次，响了就站起来走一圈，两小时到了不管输赢都收。走那一圈很关键，回来坐下时你会重新看一眼牌靴，而不是接着上一手的情绪往下走。
别信那种说自己带过多少人的。带过多少人跟他赢不赢没关系，跟他的耐心有关系。耐心在牌桌上不值钱，值钱的是他自己那份账到底是正还是负。
台子的档次先看限额牌。同一层楼,大厅散台两百起,中厅一千起,里面包间一万起,门槛差一个数量级,桌上的节奏也差一个数量级。两百的台一把几十秒就过了,不用想。一万的台有人摸完牌先看旁边,再看自己,再想十秒。
我从不跟荷官攀交情。不是清高，是我知道自己一旦熟了，收手就难。看见他辛苦，我会多坐一会儿，多坐一会儿就多输一点，这个账我算过，算完就学会了点头不说话。
我在两个城市打过同一副规则的台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差别在间隔，一个换靴要停三分钟清点，一个一分钟就开新靴。停得久的地方，人反而沉得住，也容易想清楚再下。
同桌人多的时候有个隐形的东西,就是筹码的声音。人少,你听得清谁推了多少;人多,声音糊成一片,你只能靠眼睛看。听不清的时候人的判断会退回到看表情,而表情是最不可靠的。
闲家的规则简单，零到五补，六到七停，没有例外。简单意味着没有选择空间，也就没有优势。庄家复杂，复杂本身就是优势的来源，想通了就少一半纠结。
荷官数筹码的手法叫刮，把一叠筹码刮开成扇形再数。刮得开的说明手熟，刮不开的会一张一张点。遇到一张一张点的，那一手结算要慢半分钟，手法生疏的荷官不要押大注。
有人把上限当成目标，非要押到顶。押到顶那一手的心态跟平时完全不一样，赢了想再押，输了想追回来。上限在那里，就是为了让人有那个念头，而那念头通常是坏的。
我最不该做的一件事是被人激怒后跟对方押反门。那已经不是在打牌了，是在饭桌上跟人赌气，输赢都难看，赢了不舒服，输了更不甘心。
我统计过自己最常输的时段，是晚上十一点到一点。不是因为那时候牌不好，是因为那时候我困，困的时候人只会做最省力的选择，而最省力的选择通常是加注。
赢到第三份的时候我把外套脱了，靠在椅背上，那一刻我觉得今晚已经赢了。松懈就是从脱外套开始的，后面几手的注，我一次路单都没看。
跟朋友一起去打，我输到第二份会有人说走了。那句话不一定管用，但它存在，存在本身就让那条线变得硬一点，硬到我能借它一次力。
赢了十把那天我换了打法，从等信号改成主动找路，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摸到门道。换成主动之后，第一个小时我就吐回去三份，比赢的速度还快。
把止盈设成翻倍等于没设。三万变六万才走，翻倍的概率不到三成，也就是说七成的时候他不但没走成，还把原来赢的那部分还了回去。止盈线要定在一个今晚真能碰到的数字上。
换算的另一个角度是时间。为了多拿返还，我得多坐两小时，两小时里要多面对几十把的波动。那几百块换的是几十把的风险，这笔交换怎么看都不划算。
有回在手机上输完，第二天看记录才发现一晚上划了十七笔。十七笔在当时每笔都只有几百，加起来是一个月工资。现金不会有这种事，因为钱包会空。
收入降下来的时候注码要跟着降，这一步比涨更难。去年项目黄了，收入掉一半，注码还在原位，连着两个月账户都在缩。硬把单注砍半才止住。降注不是认输，是承认尺子变了。
大路看完看小路，小路看完看曱甴路，一路看下来，最大的收获往往是发现自己前面看错了。这种自我纠正的过程不好受，但它比赢一手牌扎实。
桌上两个人对着路单争执，最容易演变成比谁资历老。这没什么意思。我后来学会一句话：先看牌靴，谁跟牌靴对得上听谁的。牌靴不会偏袒谁，纸会，这一句说完多半就没人再吵。
长龙数到第五把的时候是最难受的。押吧，怕它断；不押吧，心里痒。我现在的处理是把注码减半再上，赢了不痛快，输了也不至于伤。
有一种纸印好了大路和珠盘两块，中间留一道空当。用起来省事，但空当太窄，长列一高就压过去。我碰上这种纸会把珠盘改画在背面，宁可翻纸也不愿意挤。
我现在判断一个人打得稳不稳，不看他说什么，看他有没有记。肯记的人一般不会太离谱，因为每一笔都得对自己交代，交代久了人就老实了，想装也装不住。